关于时尚，东方主义和文化挪用

“我爱18世纪的法式中国风，这是没有去过中国的人对中国的一种构想。 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完全的想象。[…]我也喜欢让非华裔的模特来演绎中国人。[…] 这很有意思。中国的文化影响和精神是一种灵感源泉，应该为人所用。[…]有时候，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比现实更有创意。”（Karl Lagerfeld，Chanel Paris Shanghai＃12 The Interview，2010）

2009年12月，Karl Lagerfeld 在上海发布了香奈儿“巴黎-上海”高级工坊系列，开幕短片主人公是饰以黄色面孔的白人演员。在二十一世纪，将白人模特装扮成中国人似乎是种荒谬的行为，而现实情况是，这种做法依旧存在。最近，黄面人又一次出现在了美版《Vogue》2017年3月刊“多样性”特辑中，超模 Karlie Kloss 扮成了一位艺伎。在摄影师 Mikael Jansson 的镜头下，粉饼，黑色假发和相扑摔跤手成了道具。这在网络上很快引起了争议，Twitter 用户 Suzanne Enzerink 写道：“Vogue 怎么搞的？ Karlie Kloss 竟然成了艺伎？ ‘今年三月我们要穿什么？’ ‘用黄色面孔搭配东方主义怎么样？’”然而，在 Kloss 公开道歉后，另一位用户 Andri 则回复说：“我敢保证99.99％假装被冒犯了的都是美国人。”

“以扁平化的亚洲为灵感，重现旧时代刻板印象，不仅出于对文化敏感性的无知，几近种族歧视，更是懒于思考的体现。”

创意自由与政治正确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流行文化里的种族、性别和文化挪用问题愈加关注，另一种相反但相关的趋势在大众话语中找到了立足点：对政治正确的厌恶。对某些人而言，白人模特在《Vogue》中扮成艺伎，是东方主义仍然渗透主流文化的鲜明标志。但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不过又是内疚的白人们在上纲上线，过度规范创意表达。

当话题论及时尚时，反响则尤其矛盾。《新政治家》杂志特约作家 Yo Zushi 最近写道：“时尚以幻想为语言，因此它的词汇必然充斥着刻板印象和陈词滥调。无论是服装、摄影还是插图，它们的功能都在于放大我们模糊的白日梦，引起人们的兴趣。我们不能对自己的梦境强加理性或道德约束，对时尚亦是如此。”这种说法与 Marc Jacobs 在回应2017年春季系列编发争议时所说的话颇为相似。设计师本人在他的 Instagram 帐号上说：“我信仰言论和表达自由，不论是通过艺术，服装，文字，发型，音乐，还是任何其他的事物。”

如果文化挪用和时尚都是 Facebook 用户，他们的关系状态一定会显示为“很复杂”。永远都有人都对 Marc Jacobs 让白人模特编脏辫上T台、 Valentino 做玉米垄发型感到愤怒。也永远都有人反对根据肤色去限制穿衣和发型自由的做法。

从个人的不同视角来看，西方设计师从传统亚洲服装或图案中吸取灵感的行为既可被视作文化挪用大流中的无意识行为，也能被解读为通过模仿表达对不同文化的真挚热爱。在这种难以拿捏的情境下，人们能否在批判文化挪用与过度限制创造力之间找到平衡？

适当的文化挪用？

“谈论设计时，人们很难说清什么是正确的文化挪用方式，”位于伦敦的时装设计师 Robert Wun 说，“如果纯粹是一位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设计师（在其作品中）使用东方灵感元素，我认为这没有问题。但是，既然你做了一整个以东方为灵感的系列，为什么T台上还有这么多白人女孩，亚洲模特却屈指可数？寻找灵感的同时，你更应该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例如，（时尚界里）没有足够的多样性。不过，只要你对应地录用了亚洲模特，那么声称自己的设计以东方文化或元素为灵感是完全没问题的。”

“如果你做的是一些受特定文化启发的东西，你就有责任去了解社会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忽略现实，然后说：‘我认为这在白人女孩身上看起来更好。这就是我的想法。’” – Robert Wun

Wun 指出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时尚或许以幻想为语言，但是使用这种语言和倾听它的人——制造商和消费者——仍然生活在现实的历史环境之中。众所周知，时尚不仅具有装饰性和保护性，更是一种表达方式，它本身便可被看作为社会、文化或是政治行为。将时尚设计视为纯粹的创作，脱离历史，逃避评判，的确是具有诱惑力的一种做法。然而，设计师所决定讨论的话题、呈现作品的方式，人们理解作品的方式，仍然关乎具象的政治，社会和历史问题，并不能从中完全抽离。

正如 Wun 所强调的那样，缺乏多样性是其中的问题之一。根据 The Fashion Spot 的收集数据来看，2017年春季，纽约、伦敦、巴黎和米兰时装周上仅有25.4％的非白人模特；2016年，48家国际时尚出版物的679个封面模特中，只有29％的封面模特是非白人。尽管数据看起来很糟糕，但2016年是目前为止最多元化，最具包容性的一年。

“如果你做的是一些受特定文化启发的东西，你就有责任去了解社会中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简单地忽略现实，然后说：‘我认为这在白人女孩身上看起来更好。这就是我的想法。’”设计师继续说道。同理，重复拍摄刻板形象，并试图以此体现东方主义理解下“亚洲性”的积极意义，几乎是难以达成的目标。这里所被引用的并不是文化本身，而是过去在西方主导的对话中诞生的文化假想。

独立杂志《Banana》合作创始人 Kathleen Tso 在谈及《Vogue》以艺伎为灵感的封面时说：“在我看来，最可怕的是，尽管封面照片要在杂志里经过这么多关卡，竟依然没有人意识到其中的问题。这个事件中，显然没有人真正尝试去理解文化（他们甚至都没有考虑使用日本模特）。”

“我认为在艺术和设计中受到东方的启发是可以的，这并没有错，毕竟其中有数个世纪关于美和设计的历史可以激发灵感。决定是否过火的，是汲取灵感背后的意图。” – Kathleen Tso

赞美和致敬文化需要更深层次的参与，而非过度简化的美学主义。以扁平化的亚洲为灵感，重现旧时代刻板印象，不仅出于对文化敏感性的无知，几近种族歧视，更是懒于思考的体现。关注作品所处的社会、政治和历史背景，并不意味着言论不再自由，也不代表创造力会被限制，对原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是理所应当的。“我认为在艺术和设计中受到东方的启发是可以的，” Tso继续说道。“这并没有错，毕竟其中有数个世纪关于美和设计的历史可以激发灵感。决定是否过火的，是汲取灵感背后的意图。”

幻想与历史现实

巴黎科学院研究所教授，时装界资深人士 Serge Carreira 表示：“设计师的大部分灵感都来源于幻想。设计师把玩符号和图像，诠释西方视角下的东方世界，但真正有趣的，是那些理解和变化——他们能够使之当代化。幻想可以是一种传播文化方式；只要尊重其本质精神，就不算是文化攻击。异国情调总会被看作民族主义的体现。但是国际品牌和设计师对中国狭隘的理解和滑稽的模仿应该得以超越和改善。他们得捕捉到如今的中国或亚洲文化。”

这也就是说，设计师要学会将中国或是任何其他国家视为真实的、复杂且当代的实体，考虑曾经界定东西关系中的权力结构。当 Lagerfeld 声称“有时候，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比现实更有创意”时，他再次肯定了西方假想的中国。尽管在这不平等的对话中，西方一度拥有文化、政治和军事霸权，他还是认为假想比现实、历史及当代的中国要更值得探索。

“设计师的大部分灵感都来源于幻想。设计师把玩符号和图像，诠释西方视角下的东方世界，但真正有趣的，是那些理解和变化——他们能够使之当代化。” – Serge Carreira

这种思维方式是接近另一种文化的捷径，在纯粹的东方主义风格下，它将所谓的国家压缩成扁平、温和、无害的商品，以供白人为主的西方民众销售和消费。就像 Niessen ， Leshkowich 和 Jones 在《Reorienting Fashion》中所写的那样，这种“虚构且民族化的风格”让人感觉很舒服，因为它不需要你对特定的文化精神有任何个人理解。这样的情况下，尊重创作自由不过是一个借口，实际目的在于转移人们对真正问题的注意力。而真正的问题也并非从其他文化中汲取灵感，而是你与某种文化互动的层次和方式。

“西方的创意人士肯定会继续迷恋东方主义，因为这与他们的经历截然不同，”Tso继续说道。“这是不会停止的。但是，他们很可能因为无知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过错。虽然人们有责任就此进行自我教育，但作为一个群体，我们也需要对此给予更多关注，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相关科普。作为亚洲群体的一部分，我们能做的就是主动发起讨论，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展现我们的文化，指出相关的问题。”

2015年，女演员 Amandla Stenberg 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名为《Don’t Cash Crop on my Cornrows》的视频，因为引起了人们的共鸣而被大量转播。在这段录像中，她问道：“如果美国能像热爱黑人文化一样爱黑人，那会是怎样呢？”我们也可以扪心自问，如果时装产业内，人们终于能够开始彼此开展有意义的沟通，真正理解其他的文化，而非一味地追溯西方的那些老套主题，那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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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摄影作品由造型师 Yun Nam Ho与摄影师 Annie Lai 合作完成，灵感源于两种典型的东方主义心理——异己和崇外。 在这组图片中，每个模特都采用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来体现传统上与亚洲相关的刻板印象。

“西方人对于亚洲人的人格和服饰总带有偏见。” Yun Nam解释道。“但是，我们不想再服从期望，而是要用自己的方式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