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未来的中国城市
在我刚刚迈入大学校门的一堂课上，我的教授问了我们这样一个问题：“当谈到中国的时候，你们想到了什么？”。他想放下我们对于这个从来不曾去过却十分渴望了解的国度的误解。但是当时，就在挨个儿问完我们每个人的答案后，他说：“人！特别特别多人！”他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表现了他对中国的误解。
中国的人口将要达到14亿，但从这个国家相对较低的人口密度来看，它并不缺少足够的空间。不拥挤的地方不难发现——很多高密度城市周边的郊区，农村和无人居住的荒郊野外，当然，一个人口低密度的中国城市非常难以想象：路上没有永远拥挤的交通，也有足够的空间让行人在路上无拘无束地走动而不用担心碰到陌生人的肩膀。一点都不让人惊讶的是，近年来许多媒体和记者享受着报道中国“鬼城”现象的乐趣。中国许多城市的新建筑以如雨后春笋般的速度出现，但这种出现大多是诡异且让人无法理解的。Melissa Chan在2009年向Al Jazeera的报告中说：“欢迎来到鄂尔多斯，一座未来之城”，“针对一千万居民的新建筑将在五年内完成，但没有任何人搬进去，这是一座空城”。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根据不断出现的文章表示，这些新建筑只是相对空旷，有些并未被完全修缮，而还有一部分则需要更长的时间等待居民入住。就像记者Wade Shepard在他的书《中国鬼城》中写到：“这是一个短暂的现象，只是一个新城市从修建到赋予生命力的一个阶段“。受到许多渲染性的报道，芝加哥摄影师Kai Caemmerer到中国展开了一系列的探索，并连续发表了一系列名为”未出生的城市“（Unborn Cities)的摄影作品。他的结论印证了Wade Shepard的的想法，“‘鬼城’这个名词是一个误解性的并且不合适的方式去描述中国的新城市”， Caemmerer认为，“这个名词反映出人口迁徙或者背弃了这个城市，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我看到的是这些城市正在苏醒，正在呼吸到他的第一口空气。”
他到访过的许多城市之一包括了康巴什。2003年，鄂尔多斯（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座城市）政府开始在老城基础上修建新的城市。13年后，康巴什才真正开始从一座未苏醒的城市开始变得充满生机和可能。“虽然离繁华还很遥远，但现在我越来越感觉到离那一天也不会太远了“，这位摄影师解释到，回忆起他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我希望强调这种感觉，而不是展现康巴什的中心广场毫无灯光和生机——就像很多照片中反映的那样。我选择去展现那些富有表现力的灯光，仿佛他们曾经或者即将迎来观赏的人们。”
中国建造新城市的速度非常惊人，从1949年的69座城市到今天的658座，中国政府积极地宣传城市化，并且打算在2030年之前将3亿人口迁入城市。这个过程不仅仅包括了在过去农村的土地上建造城市综合体，但同时也包括了一些“反乌托邦”式的案列。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原来的城市里建造一个更好，更新，更生态的“双生城”，比如长沙的梅溪湖生态城。这个极具有未来感的项目在2009年被设计出来，为了丰富该地的自然环境，使得建筑与公园，山林和运河融为一体，同时又能让居民在这样的环境中和谐生活。 根据Wade的说法，有大约300座这样的生态城在计划之中，但是还没有一个被完全修建好，现在也不清楚这些新的城市是否真的对环境无害-但毋庸置疑的是，结论让人充满怀疑。就像Caemmerer指出的，“从概念上来说生态城的概念就不是最生态的，所以’生态’一词对我本身就有点矛盾。从审美角度来说，梅溪湖确实是遵循了保护生态的设计。（这里）许多的绿地和自然景观似乎超出了我在别的新城市中看到的数量，换而言之，它看起来像一个生态城，但我不足够清楚它的设计到底是不是达到了它低碳环保的概念。
同时，中国庞大的城市化计划也包括了将整个农村进行“城镇化”。这个过程被建筑家Rem Koolhaas（在与WorldPost的Nathan Gardels谈话中）称之为“scapes”,这是既包括了农村又包括了城市景象的前城市化状态。从他的角度来看，中国未来的景象不会是传统的农村与城市分离的景象，而是两者的组合从而组成庞大的城市群。这样会带来“在城市与农村之间，高密度与低密度之间，南与北之间更流畅的互动。”
不出所料的是，中国不仅在建造新的城市同时也在积极地为它们制造新的空间：比如填海造陆，填河移山。这些项目的规模和野心虽然都像从科幻小说中直接提炼出来的，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强大的能力与资源的国家是完全行得通的。据Koolhaas所说，行得通的原因“不是像所说的这么多的强权，而是这个国家制定长期计划并且调动政治与经济资源去实现这些计划的能力“，同时再加上“一种智慧的，能够改变事物形态的官僚主义”。但是，这对于强行拆迁和将农民驱逐离开家园来说是一种非常幼稚的想法，不管有没有人对上述行为进行相等金额的赔偿。行政大楼，公共机构和学校总是被强制性地搬来新区，让学生和公职人员没有选择而是只能跟着搬走。
将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不仅仅是向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比如学校，医疗设施和养老金这么简单，虽然这些也非常有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两者之间有在生活方式上的文化差异，农村人口在城市中也许会感觉到被隔离，这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需要处理的困难。Song Ting和Adam Hames Smith在他们的纪录片The Land of Many Palaces中记录了鄂尔多斯康巴什当地的行政机构对于消除这种”隔离感“所作出的努力。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至2014年间，记录了整个重新安置的过程。“邻居和朋友”，一个社区管理员说，“我们正在视图建立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那么你该怎样让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呢？”。农民被教会怎样使用现代化的卫生间，浴室，厨具和电视机，同时也被建议了一长串能做的和不能做的事情将他们的嘴，手和脚“文明化”。比如：“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在公共场合嬉笑打闹，不要乱扔垃圾，不要破坏公物。”
就像Caemmerer捕捉到的中国新城市的景象一样，半修建好的城市和稀少的人口也许看起来是反乌托邦式的，不太有必要的，但他们真的不能被看成是鬼城，他们没有死亡，而是在等待复苏。“许多新城市在修建好的15至20年里才会被装满并且充满生机”，这位摄影师介绍，“它们是修建给遥远未来的城市，现在我们只能推测在将来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基于如此我认为是合适的，如果不理想的话，只能创造更多缺少实际意义的画面，并且问更多他们都不能回答上来的问题。”